建家长群的通知是突然下发的。2023年12月,湖南一所重点高校大一学生许燃的班级群弹出消息,为方便宣传各项事务,学院现建立家长群,请学生通知家长添加辅导员微信。当天,没有老师的班级群“快炸了”,刚走进大学校园不到半年的学生们,第一次感觉遭到学校的“背叛”。许燃听说,学院辅导员也很无奈,但只能服从学院的规定。

得知建家长群,许燃的爸妈非常赞同,他们希望了解女儿平时在做什么,也能提醒她该做什么。此时,临近期末考试,辅导员给家长发了考试安排,没过多久,许燃便收到爸妈的提醒,“好好准备考试”。她仿佛被拉回了高中,爸妈时刻关注她的学习,甚至记得高中班里大部分同学三年成绩的起伏。许燃高考最大的动力,便是逃离父母,考一个离家远一些的大学,“家长群把我打回了原点”。

近期,“大学也有家长群”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。在大众认知中,家长群只存在于中小学,大学生已然成年,大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交集,大概只是送孩子上大学,或去参加毕业典礼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大学建家长群的趋势正在蔓延。大学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、独立处理各种难题的关键阶段,但家长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急切走近孩子。大学是否有必要建家长群?家长、学生和学校的边界又该是什么?

家长群主要有两类形式:一类是由大学某个学院成立,辅导员为群主,主要发布学校的通知、成绩等,以加强家校沟通;另一类由家长自发组建,以学校、年级、学院或班级来划分,群里没有学校的老师,家长们互通有无,分享和孩子学业、生活相关的信息。

上海财经大学大二学生周可所在学院的家长群,甚至在新生入学前就已建好了。2022年暑假,她收到学校的通知书,还没开学,辅导员便添加周可家长的微信,并把他们拉进家长群。周可这一届的学院新生共200多人,群里有300多位家长。

周可预感“会被父母和老师联合制约”,这一担忧很快得到应验。大学期间,比赛通知、奖学金获奖名单、贫困生补助申请等信息被发给学生时,家长群会同步收到通知。周可爸爸关心成绩,他看到群里奖学金的名单,便会问女儿,“你怎么没拿到高等奖学金?认不认识拿国家奖学金的同学?要跟优秀的同学搞好关系”。周可的妈妈关注比赛,她认为,辅导员把信息发在群里,就是希望家长起到督促作用。周可很快也会收到妈妈发来的一串问题——你有没有参加?为什么没有参加?其他同学有没有参加?别人参加了你为什么不参加?

家长也会主动在群里向辅导员咨询学校的情况。早在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时,武汉大学一个重点班的家长群截图曾在网上引发热议。大四学生的家长们在群里向校方提议,该重点班的学生“都应该保研,而且应该保到更高一级的学校”,还有人要求,男生和女生要分开保研,工科专业要给女生更多名额。

供职于黑龙江一所市属高校的林红,担任高校辅导员近30年。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自嘲说,近几年来,自己管理的家长群,已经从最初学校信息的公示栏,演化成了“AI问答机器人”,扮演AI的便是辅导员本人。家长群一般在大一第一个学期最为活跃,新生家长们迫切想了解孩子是否适应大学生活,他们的诉求往往是“我要看什么,我要知道什么”。各式各样的问题向林红涌来——有家长想知道孩子军训的安排;也有家长没有来送孩子,想知道寝室怎么样,让辅导员介绍,并发照片和视频。

家长们找不到“组织”,有人便自发组建“民间”大学家长群。这类家长群,没有老师加入,但管理严格。中国农业大学一位大四学生的妈妈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儿子大一时,推荐她进到了一个农大家长QQ群。进群需要经过审核,提交孩子的就读信息认证,通过后,还要把群昵称改为网名+生源地省份简称+孩子年级专业。她所在的家长群有2800多人,接近QQ群人数上限3000人,如果人数满了,想进群的家长得排队,有人退出后才能申请加入。

大学生的班级群除了发通知,常年没人说话,相比之下,“民间”家长群要热闹得多。上述家长在群里看到,有家长会询问如何给孩子转专业,毕业了如何转户口。还有人联系不到自己的孩子,在群里求助,很快有人将学校男生和女生宿舍的电话号码分享到群里。甚至还有家长在群里给孩子发布恋爱交友帖,“有人会说,儿子毕业后要到某个城市工作,群里也有当地的家长,他们就会问,能不能给孩子介绍女朋友”。

浙江一所医学院大四学生阿布在入学不久就发现,爸爸不知从什么渠道,加了一个“民间”学校家长群。阿布的爸爸很少在群里主动说话,但会认真看群聊内容,并把一些信息转发给她。2023年11月。她收到爸爸从群里转的一份学校保研文件,上面包括学生所选研究生方向、身份证号码、成绩排名等许多个人信息,由一位家长传到了家长群。“他们把如此详细的个人隐私信息发到鱼龙混杂的群里,供大家议论和比较,我无法容忍。”阿布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芦雅洁从2019年起开始担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辅导员,每年新生开学典礼后,总有家长会主动问她,学院有没有家长群?芦雅洁和同事理解家长的心态,但会明确回应,不会建家长群。她发现,一些家长自然而然延续了中学时家校交流的习惯,认为大学也应有家长群。有一些外地家长,陷入孩子上了大学脱离自己视线的“分离焦虑”,迫切希望跟学校建立一种连接。

她注意到,主动咨询要进家长群的家长有两类:一类对孩子有较强掌控欲,他们担心孩子上大学后不够自律,或难以相信他们的能力;另一类是孩子的心理需要特别关注,家长想通过家长群,密切关注孩子在校的状态。

家长群是何时开始增多的?多位受访的高校辅导员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,但都提到,95后尤其是00后这一代大学生,和上一代人比有明显的变化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徐岚与多位高校辅导员、班主任交流过家校沟通和家长群。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说,现在这代大学生的家长,受教育程度在提高,他们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,期望孩子复制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,也更自信地认为,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拥有话语权。相比之下,更早一代大学生的父母,通常忙于生计,或受教育程度不高,他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,但限于自己的经历,不知道如何做,也就不会过多干涉。

周可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。她成长在一个父母都很严格的双教师家庭,爸爸是大学老师,妈妈是高中老师。中学时,父母便对她严加管教。那时高中班级也有家长群,老师会在群里公布每次考试的成绩和排名,或通报哪些学生上课迟到。周可爸妈对名次较真,她每次没考好,都会被父母斥责。压力在高三时达到顶峰,她和父母大吵过几次,最终说服他们退出了家长群。

周可高考发挥失常,之后,她明显感受到,爸妈对她的考试能力失去信任,认为相较于考研,保研或出国留学于她来说更加稳妥。在周可看来,父母时刻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,从没有把学习和升学看作是女儿自己的事情。

美国教育界最早使用“直升机式父母”一词,形容这类经常干预或直接替代子女做诸多选择的大学生家长,因为他们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。这类关心不仅操心孩子的吃穿住行,而且更在意成绩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鲍威研究过高等教育的家校关系,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当下中国社会也经历着父母参与范式的变革。徐岚注意到,这类家长进入家长群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“希望孩子在资源争夺中抢占先机”。

不同城市、不同学校的辅导员都描述了一个相似的细节:新生入学时,不少家长们关心孩子所学专业的就业或升学,不约而同表达,想让孩子保研,进而倒推大学四年如何安排。林红记得,家长群里曾有新生家长要了保研文件,还要求看每学期的课表。如果家长意识到孩子保研无望,会很快调转方向,进一步打听考选调生、公务员、考编的标准有哪些,并详细询问,需不需要有当学生干部、支教或其他获奖的经历等。

教育问题的答案,往往在教育之外。2022年,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,达到1076万人。据新华社报道,2024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。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方因素影响,就业市场的人才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。在鲍威看来,这一代父母感知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,引发他们对孩子前途的焦虑,进一步传导至大学阶段,加速催化其深度参与孩子的大学生活。

一些学校组建家长群,是出于方便通知学校事务、保障学生安全或提升就业率等目的,一定程度上,家长也在被校方主动拉进大学。四川某大学的一位辅导员提到,近些年,高校的管理日趋精细和严格,某种程度上,也是学校出于“自我保护”所做的选择。

当下,各高校临近寒假,有辅导员提到,并非所有学生会如实告诉家长放假时间。假如学生外出遇到安全问题,家长会第一时间问责学校。家长群中,辅导员把学生哪天离校、哪天开学的安排发到群里,甚至有老师要求家长在群里接龙报备学生安全。在家长群发布通知,一定程度上也划分了校园安全的权责。一位高校辅导员坦言,如果辅导员把通知和注意事项发到了群里,不管家长和孩子是否能做到,“至少辅导员的工作没有问题”。

学院建了家长群后,周可感受到家长和学院的双重不信任与不尊重。周可妈妈每次看到家长群的重要通知,就给她发来长语音微信叮嘱,大部分时候,周可只是转成文字,大概扫一眼,用“好的好的”“下次一定”“谢谢妈妈”的话糊弄过去。有时候,这类消息发太多,她直接假装没看到,等到第二天回复说“没看手机”。

南京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到,其所在学院近期建了家长群,同学们不赞同,又无法拒绝,于是,不少人自己扮演家长进了群,或让其他同学“代理”自己的家长一职。在他看来,建家长群后,学生在大学的主体地位被忽视了,“我们是切实生活在校园里的人,对学习生活有需求或意见,学校却企图通过家长来了解”。对家长而言,学生原本应是家长和学校间最好的桥梁,并不需要老师转达。

在互联网上,围绕大学生家长群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是,大学是学生成长为独立个体的重要阶段,但大学家长群依然是把学生作为被管理者,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弱化,是在制造“巨婴”。

大学生家长群只是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度干预的冰山一角。除了家长群,几乎每位受访老师都能轻松列举出家长“越界”的表现。徐岚接触的一位大学辅导员,曾在凌晨3点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,对方希望辅导员早起去学生宿舍叫醒孩子,以免错过早上7点的飞机。鲍威提到,有研究显示,“直升机父母”培养下的子女,更有可能成为“依赖”“任性”“娇惯”“以自我为中心”“缺乏社会责任感”的“巨婴”。

徐岚在调研中发现,家长过度操心大学生的生活,造成一些学生更叛逆,与家长激烈争吵,甚至发朋友圈都会屏蔽家长,进一步加剧家长和学校寻求连接。还有一些孩子开启“省电模式”,任由家长摆布。她注意到,应试教育阶段,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业,导致学生在价值观、人格的养成上都存在问题,所以这一代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,比如心智成熟的时间越来越晚。一些大学专业课老师跟徐岚分享,近年来,心理韧性差的大学生在增加,面对困难时,更倾向于采用鸵鸟式的逃避态度。

“以前的大学生肯定都不会因为‘去哪里买牙膏’这件事情问老师。”一位辅导员感慨。如今,辅导员们在本职工作外,需要花费许多精力解决大学生的生活琐事,比如指导学生怎么买衣服,怎么在宿舍买电,告诉学生宿舍的门坏了该怎么办。这类大学生整体占比不大,但相较于之前有明显增多。

林红担任高校辅导员近30年,她看到,和过去的学生相比,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像在读高中,是父母的“提线木偶”,她但凡见到一个没按父母的想法走的学生,“都会窃喜一下,说明这个孩子有生命力”。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慨,人们常常会把学生形容为“温室里的花朵”,但这一代的学生,不少人甚至“还没有开出属于自己的花”。有些人看着成绩优秀,表面是早熟,但实际是晚熟,“我希望的成熟,是他能成为自己,而不是让外界看来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意义,都能得到切实的回报。成长可以慢一些,可以吃一点亏,受一点苦”。

很多受访的辅导员都不赞同大学生家长群的存在。芦雅洁会明确告知家长,大学要培养学生独立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,希望家长不要过多介入。她还担心,一些“民间”家长群里的家长过度关心成绩,可能会引发攀比心理,造成家庭矛盾等。这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和预期。“学生不获奖就不优秀吗?还是因为有些家长以过去高中的标准判断大学,不清楚大学的评价体系是多维度的。或者即便他们知道,但做不到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。”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从实操角度来看,一些辅导员认为,学院建家长群“不太现实”。徐岚在与辅导员交流时发现,建家长群会极大增加辅导员的工作量。按照教育部规定,高等院校应按师生比不低于1: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,即一个辅导员最多负责200名学生。但徐岚访谈时获知,高校辅导员缺编情况严重,学校实际上以弹性的方式来计算师生比。她的一位学生毕业后,成为其所在学院唯一的辅导员,一个人面对本硕博超过600多名学生。如果建了家长群,辅导员根本将难以应对。

在芦雅洁看来,大学家长群的运营,和中小学的家长群有着本质区别。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复杂且庞大,家长们想了解的保研信息由教务处老师负责,财务报销、学生职业发展等都由不同部门协作完成。学院很难通过一个家长群,把所有老师都拉进来。如果建了群,只是简单传输一些学校日常的政策,也很难达到家长的诉求,这些信息在学校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都能查得到。

高校的确有一些事务需要与家长沟通,比如就业和升学。就业率是高校的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,这一代大学生会出现“慢就业”等现象,学校也希望家长能提前引导学生,或为学生提供一些就业资源和支持。但这并非一定要通过家长群实现,一些学校原本有自己的群发平台,许多问题更合适一对一联系。此外,家长对高校政策的理解参差不齐。一位辅导员曾告诉徐岚,家长群也会有个别家长,对学校政策理解偏颇,将臆想的猜测发表在群里,容易误导其他家长,也给学校管理带来挑战。

“(大学生晚熟)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家庭教育及应试教育带来,最后却让大学来承担。这使大学老师和辅导员的责任无限扩大,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。”徐岚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是否建立家长群背后,更关键的问题在于,家校如何健康沟通,真正帮助学生独立成长。

多位受访的大学教师与辅导员提到,目前,家校关系正在发生变化。更早前,大家认为,大学是教书育人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地方,家长对学校首先是信任的。但近些年,不少辅导员明显感受到,家长把学校当成了一个服务行业。

林红直言,现在一些家长认为,送孩子上大学就像是“购买商品”,家长掏了钱,学校老师就要在“售前、售中、售后”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。正因如此,家长们会要求学校和辅导员细致地照顾他们的学生,并延伸出诸多诉求。

多位受访者并不否认家长对孩子大学生活参与的必要性。近几年,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关注家校合作。鲍威提到,面对父母参与的强化,美国高等院校通过开展家校合作或设立专门的事务中心,与父母之间建立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。2003 ~2015年,美国高校中提供父母/家庭教育的比例从61%增至98%,拥有面向父母的网站的大学比例从8.3%增至100%。

家校合作的边界是什么?前述四川某高校的辅导员提到,有些学生在学校挂科严重,家长接到退学通知书时可能都毫不知情,也有一些学生,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对于这类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,辅导员在主动谈话后,如果情况没有改善,会希望寻求家长的介入。此外,关于学生的行程和安全问题,学校也会通过学校的群发短信平台与家长确认,但家长反复询问的关于孩子的很多其他问题,让辅导员难以回答。
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8年曾对全国高校本科大一学生进行调研,范围囊括国内72所高校的超过两万名学生。2020年,鲍威团队曾基于这些数据,探讨父母参与对高校新生适应的影响,发现父母的适度参与,采取沟通而非干预的方式,能有效帮助新生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。

在鲍威看来,在如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,很难简单批评家长的过度干预。但她指出,目前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和辅导员,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承担的事务,问题在于,家校职责边界还不够清晰。她呼吁,大学生家长要理性参与孩子的教育,无论情感还是行为层面,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模式,显然无法复制到高等教育阶段。在大学阶段,父母的参与应该是支持性的,而非直接干预和控制,这对大学生的独立发展和人际关系适应至关重要。

徐岚认为,无论是家长还是大学自身,要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,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。以大学对辅导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为例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打分,相当于“顾客给商家打分”,辅导员可能因为评分指标去讨好学生,进而改变其育人的工作重心,有违大学的定位。“大学管理还是要回归教育的本质,才能更好地解决教育的问题。”徐岚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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